今天，两位自称来自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的民警，直接登门到我们律所，开口要求：调取我与我的当事人高全福牧师签署的《委托代理协议》。
这个案件中，
第一，两位自称的来访警察，全部没有穿警服。
第二，他们所在的公安机关正在办理高全福的案件。
第三，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多位律师是高全福案多位被告的辩护律师。同时，因警方办案有多处违法，我们一直在控告他们。
凭借常识也知道：当事人与律师的协议与警察侦查的案件不会存在任何关联。
警察要求调取当事人和律师的协议，本质上就是威胁恐吓，甚至就是想对律师下手。
当然，他们可以以涉案作为理由……
所以，我坚决地拒绝。
一、这不是一份可以随意查看的“材料”，它是律师制度的屏障。
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协议，是律师正式介入案件、履行辩护职责的法律基础。这份协议既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，也不应成为公安机关的调查对象。
更重要的是：它承载着一种关系：
一个人身陷囹圄，但对法治存有信任，他必须有一位不被强权左右的律师。
同时，一位律师，接受委托，他不可以被法律之外的任何力量所威胁和操控。他才能够自由独立为其提供辩护。
当事人所有的权利，律师的所有的专业和能力，都是建立在如此关系的基础上。
如果警方可以随意要求查看这份协议，那么，他们也可以以涉案为由，要求调取会见谈话笔录，辩护策略草稿，律师阅卷笔记，甚至可以打开辩护人的手机、电脑……
如果连委托关系都要被审视、干涉，辩护律师还有多少独立性？
律师缺乏独立性，律师就没有辩护权……
二、警方以法之名，侵犯当事人和律师的合法权利。
《律师法》第38条、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第43条都有规定，律师对委托人负有保密义务。委托代理协议直接包含委托人身份、代理范围、支付能力和方式等信息，这当然属于需要保密范畴。公安机关要求调取该协议，实质是对委托人隐私和律师保密义务的侵犯。
律师对于当事人的保密义务，相当于神父与朝向自己忏悔的信徒，神父的职业伦理天然要求，无论他知道对方多么的不堪，他也不可以泄露秘密。警察无论如何都不可以通过神父取证，更不可以因为神父与信徒的私密交往而被调查……
这种保密义务，并不取决于是否真的有需要保密的内容，而是某一些职业的天然属性，甚至一旦丧失了这种属性，这个职业存在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神父可以泄密，神父这个职业就不应该存在。如果律师可以向警察泄密，律师这个职业也不应该存在。
我不给警察出示这份协议，同样，也不单单因为这份协议包含当事人的秘密，更是因为，它本身就不应该被审查。
这份协议。它同时承载着我们的信任、职业的尊严，和对法治的盼望……
三、我不会交出这份协议，它不仅关乎一个当事人，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。
这不是我第一次代理类似案件，也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超出法律边界的“调查请求”。如果我交出这份协议，实则是放弃了那道原本属于你、属于我、属于所有普通人的防线。
委托协议背后，不只是一个当事人与一个律师之间的信任。
它代表着一个人，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，仍可以坚定的说：我要有一个律师在场，我的律师可以对警察的行为提出质疑，我的律师不会被办案警察审查，我的律师不会出卖我……
律师，不被干预地独立辩护；
公民，可以自由选择辩护人；
关乎律师制度的存亡，关乎法治的存亡，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安危。
每一个辩护律师都需要为这种信任负责，也要为辩护制度守住边界。
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并不稀奇的事件。
它同时告诉我们：freedom is not free。自由不是免费的。自由需要付出巨大的坚韧和信心才可以得到。
甚至上帝已经答应了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依然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抗争才可以获得。
辩护权，不是抽象的概念，不是站在法院门口，血脉喷张的举着拳头说如何维护权利的表演。而是需要一寸寸争取、一点点守住的空间。
律师的角色，不是权力寻租的中介，他的对手恰恰是强大的公权力。律师的职业要求，他必须高度谨慎和提防公权力提出的任何诉求。哪怕有些诉求是“以法之名”……
警方为何惦记我的委托协议？
他们并不是惦记这份协议——
他们惦记的，是一个个说“我反对”的辩护人。
当问题不好解决的时候，就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……
是的，我害怕极了。但是，在我里面的，比这个世界更大。
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主任：张凯律师
2025年7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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